在全球加密资产监管逐渐收紧的当下，一场横跨柬埔寨和美、英的「链上追击战」，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2025 年 10 月，美国财政部与司法部联手出击，对柬埔寨太子集团（Prince Group）发起史上最大规模的加密金融执法行动，冻结高达十二万枚比特币。
这一案件震动的不仅是区块链行业，也冲击着我们对「金融主权」的传统认知：当数字资产跨越国界、匿名流动时，主权国家如何在技术上追踪、在法律上制裁、在执行上夺回主动权？当美国能够以金融网络为执法延伸触角时，我们又该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数字资产追赃与司法处置体系？
本文将从案件复盘、司法依据、技术漏洞与监管启示四个层面，深入剖析「太子集团」案背后的法律逻辑与国际监管困境，并尝试回答一个愈发紧迫的问题——在数字金融时代，谁真正掌握了执法的主权？
首先，让我们尽可能还原太子集团案件的具体案情，从而分析它的意义所在。
2025 年 10 月，美国财政部（OFAC）对「Prince Group 跨国犯罪组织」启动了史上最大的单次司法打击之一，制裁了 146 名成员。此后，美国司法部（DOJ）公布起诉：指控陈志组织、经营以强迫劳动园区为基础的「杀猪盘」（pig butchering）类加密投资诈骗，同时涉嫌电信诈骗与洗钱共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司法部宣称扣押逾 12.7 万枚比特币。
这些比特币具体是怎么被骗来的呢？其实很简单，根据起诉书指出，陈志领导太子集团开展大规模的网络投资诈骗，诱骗受害者投资美元或加密货币，在表面的平台上显示账户余额或者显示收益增长，但实际早已被转走，并被集中汇入陈志控制的钱包。同时，太子集团在例如 LuBian Mining 的矿业公司投资或者租用真实的狂唱，并且从公开市场购买算力，让外界以为他们通过挖矿来获取比特币，使其拥有「合法生成」的外观。
针对如此巨大规模的加密货币诈骗案，有消息称，中国早在五年前就在北京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案，但可能因为时间较为久远，我们没有找到相关的官方信息或新闻，只能找到各家媒体的转述，因此无法轻言真假。但是，美、英两国是如何一下子控制了这么大规模的比特币，又是如何将自己的执法抓手延伸到了位于遥远东方的柬埔寨呢？
起诉书中明确指出，太子集团的诈骗网络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受害者，其中一个地方性网络就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运作。受害者被诱骗将资金汇入位于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空壳公司账户又通过国际汇款或虚拟货币转移流转回太子集团及陈志所控制的账户中手中。也就是说，这部分账户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又通过美国金融机构清算。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只要犯罪行为的任何部分在美国发生或产生后果，即确立地域管辖。起诉书中也明确说明，由于涉案行为与后果发生在该地区，因此本案属美国东纽约区法院管辖。
在刑事层面，美国司法机关根据《刑事资产没收法》（18 U.S.C. §§ 981、982），对陈志控制的 127,271 枚比特币等犯罪所得签发扣押令。在金融制裁层面，美国财政部依据《爱国者法》第 311 条（31 U.S.C. § 5318A）将太子集团及其关联金融网络认定为「主要洗钱关注机构（Primary Money Laundering Concern）」，获得立即冻结其与美国金融体系相关的账户和交易，加上结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22 U.S.C. § 2656），对于严重侵犯人权或重大腐败的外国个人资产，可以实施全球资产冻结与交易禁令。
再结合《刑事诉讼规则》第 41 条和国际司法互助条约（MLAT）机制，美国得以通过区块链托管节点、交易所及多边合作顺利执行扣押、通缉与资产处置措施。
对于比特币的存储，美国为什么能够轻易冻结？除了美国背后强大的链上团队外，加密沙律还听到一种说法，来自一家知名区块链取证与合规技术机构，Elliptic Blog，觉得非常有趣，可以和各位读者分享：
2020 年底，一家名为 LuBian Mining（没错，就是之前提到的那家）的矿业公司发生了严重的安全事件。简而言之，就是打开比特币保险柜的私钥的生成算法存在随机数漏洞（也成为「Milk Sad」），导致攻击者能够破解私钥，从而转走其矿池内的全部比特币，据称，数量正好为 12.7 万枚。直至 2024 年 6 月-7 月，这批比特币出现了新活动，而这些新活动的钱包与太子集团网络和陈志控制的钱包均有重叠或合并。最终，2025 年美国司法部正式扣押。
毋庸置疑，在太子集团被冻结的十二万枚比特币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华人群体的资金「贡献」。然而，在当前的法律与技术格局下，我们几乎无法从中追回属于自身的利益。无论国家是否已展开调查或采取行动，「太子集团」案件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数字金融时代，金融主权不仅体现于货币发行，更体现在执法主权的有效行使。当跨国犯罪被揭露，我们必须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成熟的技术体系与坚决的执法能力，才能真正维护和追回本应属于我们的资产。
「太子集团」案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类似的案件。它深刻地提醒我们，当初的监管政策在达成既定目标的同时，也可能使我们在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博弈中，失去了部分未来的主动权。
面对数字资产这一不可回避的趋势，我们必须在「严控风险」与「把握主权」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建立自主可控的数字资产司法处置体系，确保我国的法律尊严和执法能力能够延伸到数字空间，已是刻不容缓的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未来真正实现「依法追赃」，无论是将其没收、充实国库，还是按比例清算、返还受害人，从而完成执法的最终闭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